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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463.com】这次建议户籍总人口城市化率指标,在城市化进度中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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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规划》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意味着新型城镇化要围绕“人”这个核心要素,着力推进人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要求着眼长远,统筹提升城镇的经济承载力、社会承载力与环境承载力。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提升质量为主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意味着新型城镇化要围绕“人”这个核心要素,着力推进人的城镇化;新盛唐集团为大家详细解读新型城镇化在如何做到以人为本,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面对的难啃“硬骨头”之一。按照中央的规划安排,2020年前,将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前,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正在制定相关方案。

传统城镇化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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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居住证暂行条例》的实施,今年,我国将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预计将有2亿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居住证制度实现市民化。

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分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城市人口规模的集聚,把农业的转移人员仅仅当做生产者和劳动力,而不愿意接收他们本人及家属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结果导致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而城镇户籍人口比例仅为41.2%,仅相当于2000年世界各国的平均城市化率。从这个数据来看,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人的城镇化”明显滞后。城镇化需要高楼大厦、地标建设和大型公共设施等,但绝不是房地产商的“圈地运动”,更要注重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积聚。

新型城镇化

实施1亿人城镇落户

“数字”城镇化带来社会隐患。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有些中小城市存在“数字”城镇化的现象,一些地方调整统计口径,人为推高城镇化率,实行“数的城镇化”。具体表现为:个别地方政府推行的所谓城镇化,只停留在纸面上,通过户籍改革将农村的行政层级变成城镇地区(如撤县设区、撤乡镇设街道等),借助统计口径的改变,许多农民“被城镇化”。在过于追求数字的过程中,少数地方出现了“死城”“空城”等乱象,在一定程度上积累和激化了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

一、传统城镇化的突出问题

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布的《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落地,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机制,制定实施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方案,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

粗放的城镇化造成环境污染。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正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但是,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仍然片面追求外在的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重视眼前利益,轻视长远利益;仍在走低效率、低产出、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从而导致包括水源、土壤和空气在内的“水陆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1、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这是我国首次提出上亿规模人口城镇落户,‘十二五’时期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此次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实施难度更大。”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新型城镇化的两大抓手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过分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张而忽视了城市人口规模的集聚,把农业的转移人员仅仅当做生产者和劳动力,而不愿意接收他们本人及家属进入城市成为市民,结果导致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而城镇户籍人口比例仅为41.2%,仅相当于2000年世界各国的平均城市化率。从这个数据来看,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人的城镇化”明显滞后。

我国“十二五”期间城镇化推进速度很快。按照“十二五”发展规划,计划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彼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49.95%,而实际上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超过预期目标。

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是以人为主。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内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释放消费需求并引来大量的资本投入,在扩大内需中具有关键性作用。除此之外,人口城镇化还是解决“数的城镇化”“伪城镇化”等问题的有效手段。因此,应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实现人口城镇化的有效对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2、“数字”城镇化带来社会隐患。

实际上,早在2014年3月16日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时就提出: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

一方面,在政策层面,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随着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我国的户籍制度正在不断地完善。2014年7月24日,《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2016年10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的通知》,主要目标是:在“十三五”期间,城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加速破除,配套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1300万人以上。户籍制度深入改革的方向是附着在户籍上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通过一体化推动发达地区公共资源优势向欠发达和农村覆盖,使全国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理想状态。

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有些中小城市存在“数字”城镇化的现象,一些地方调整统计口径,人为推高城镇化率,实行“数的城镇化”。具体表现为:个别地方政府推行的所谓城镇化,只停留在纸面上,通过户籍改革将农村的行政层级变成城镇地区(如撤县设区、撤乡镇设街道等),借助统计口径的改变,许多农民“被城镇化”。在过于追求数字的过程中,少数地方出现了“死城”“空城”等乱象,在一定程度上积累和激化了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

201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化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在操作层面,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人口城镇化的核心。城镇化要实现包容性增长,“重头戏”是解决好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是为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为核心,实现“四个融入”,即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从现实情况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全覆盖,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个积极性。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而且会由此赢得转型发展的主动权。

3、粗放的城镇化造成环境污染。

www.463.com ,以2013年的数据计算,要实现45%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目标,就意味着要提高9个百分点,约1亿人口要在城镇落户。这一目标也写进了
“十三五”规划中。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不但有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基本属性,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效率,促进城镇的绿色、低碳和文明发展,还能够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进而打造出和谐宜居、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真正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明显加快,城镇化率正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但是,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仍然片面追求外在的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重视眼前利益,轻视长远利益;仍在走低效率、低产出、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发展道路,从而导致包括水源、土壤和空气在内的“水陆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面对此目标,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日前坦言:“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首先,统筹各类城市协调发展。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中国原有的城市规模分类标准进行了修改,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具体包括:小城市(一型小城市,二型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一型大城市,二型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不同类型的城市,应采取不同的发展和管理方式,比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不宜再扩大规模,应发挥这些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重点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充分发挥这类城市的吸纳和承载作用。

二、新型城镇化的两大抓手

而在杨宜勇看来,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人的城镇化,应是人的权利的城镇化,是人的基本权利“属地化”,包括人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4项权利,这4项权利是不能分开的。比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农村,而不在城市。在城镇落户,就是对这四项权利的落实。

其次,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根据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对于传统产业要及时改造升级,对于过时的、落后的产业要及时淘汰,减少这些产业对环境的污染。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要实现“三化发展”,即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制造业密集区域集聚。推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1、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是以人为主。

不过国家发改委也表示,“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45%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个预期性的目标,不是约束性的目标,所以不存在强力去推进的问题。

再次,推动新型城市建设。紧跟现代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为抓手,着力打造智慧城市。智慧城市不仅可以带来研发、生产、管理、服务效率的提高,还可以打破时空限制,实现生产生活要素的有机组合,使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向乡镇延伸和覆盖,让城市管理更加科学,人居环境更加优美,产业结构更加高效,城乡发展更加均衡。它的具体优势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可以提高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的互联互通、全面感知和利用信息的能力,降低城市运行和管理成本,提高城市效率;二是可以及时传递、整合、交流、使用城市信息,增强城市对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提高城市敏捷程度;三是可以创造新的城市服务,极大丰富城市服务的多样性,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内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释放消费需求并引来大量的资本投入,在扩大内需中具有关键性作用。除此之外,人口城镇化还是解决“数的城镇化”“伪城镇化”等问题的有效手段。因此,应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实现人口城镇化的有效对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

一方面,在政策层面,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随着城镇化的稳步推进,我国的户籍制度正在不断地完善。另一方面,在操作层面,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人口城镇化的核心。

但即便到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按照测算,仍有2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还是不能得到就业和居住所在地的户口。这意味着,这2亿人需要通过居住证制度实现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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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463.com】这次建议户籍总人口城市化率指标,在城市化进度中国内。“他们的市民化也要往前走。这部分人的市民化主要体现在基于居住证制度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这些人拥有居住证,就应该基于居住证享受这个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徐林表示。

新型城镇化

作为我国重要的制度设计,《居住证暂行条例》已经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目前各地都在制定地方办法。

2、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

与户籍制度相比,徐林称,居住证制度很重要的前提是不能像户籍那样设很多前提条件,这是要重点推动的工作。

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不但有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基本属性,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效率,促进城镇的绿色、低碳和文明发展,还能够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进而打造出和谐宜居、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现代城市,真正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事实上,建立居住证制度近些年受关注,其核心是其背后指向的公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

(1)统筹各类城市协调发展。不同类型的城市,应采取不同的发展和管理方式,比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不宜再扩大规模,应发挥这些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重点建设和发展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充分发挥这类城市的吸纳和承载作用。

“一般来说持有一个地方的户籍,那就和原来的户籍人口享受完全一样的公共服务待遇;对没有户籍的那部分人,持有居住证的人强调的只是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每个地方差距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差距大一些,有的地方可能差距很小。”徐林表示。

(2)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根据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对于传统产业要及时改造升级,对于过时的、落后的产业要及时淘汰,减少这些产业对环境的污染。推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此外,还享受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出入境证件、换领及补领居民身份证、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和其他计划生育证明材料等基本公共服务或便利。

(3)推动新型城市建设。紧跟现代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为抓手,着力打造智慧城市。智慧城市不仅可以带来研发、生产、管理、服务效率的提高,还可以打破时空限制,实现生产生活要素的有机组合,使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向乡镇延伸和覆盖,让城市管理更加科学,人居环境更加优美,产业结构更加高效,城乡发展更加均衡。

“总的想法是,随着居民在一个地方持有居住证的时间越长,所享受的公共服务的水平与户籍人口的水平差距就越小,这是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徐林说。

按照制度设计,待居住证和户籍制度之间没有什么差别时,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最终可以让位于居住证制度。不过在专家看来,这个过程将会很漫长。

居住证制度是户籍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同年7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要求各地“抓紧出台本地区具体可操作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建立居住证制度,对于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改进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

截至目前,全国有28个省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首要任务是使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出台具体落实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的做法和政策。

记者注意到,在各地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中,特大城市落户还是有很高的门槛,几乎所有出台实施意见的省份都提出,要合理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加快中小城市培育

为落实1亿人落户的目标,国家发改委还将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机制。

徐林称,一个地方落户的人多了,给它建设用地的额度就需要与落户数量挂钩。落户人口越多,建设用地规模应该越大。同时,哪个地方农民市民化工作推进得更快、落户得更多、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更好,财政转移支付就对这个地方的规模更大。

目前我国约有6亿人居住在农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整个过程有多快,受很多条件的制约,比如公共服务的提供、财力状况等。

“这不是简单的给他发一个户口本,说你是城市的市民了,是新市民了,这背后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他能够享受到跟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韩俊说。

《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所需费用纳入财政预算。

据了解,目前财政部正在制定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相关政策。

杨宜勇认为,应该通过政策明确中央、地方等各级财政承担的比例,而不是全部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记者注意到,目前农业转移人口正呈集中向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动的趋势。国家发改委编写并于日前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而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

徐林坦言,这是因为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资源、聚集要素的效率更高。

而这种流向趋势与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镇化的说法即农民工要流向中小城市,而不是大城市、特大城市是相矛盾的。

如何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移动?徐林表示,政府将通过公共资源的配置来尽力改变中小城市和大城市间的差距,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

据了解,中国目前人口接近14亿,但是真正成为“城市”的才有600多个,超过10万人的镇已经有200多个。

“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病,比如雾霾、交通拥堵等,新型城镇化应该是就近城镇化。”杨宜勇说,应该培育更多的城市以分解人口,避免人口往大城市集中。

而这也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方向之一,即将加快中小城市的培育和特色镇的发展。

“需要在制度上为这些镇成为新的中小城市提供支撑,增加中小城市的吸引力,改善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让更多产业、创业者到中小城市去,从而吸纳更多人口,成为我国下一步推进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路径。”徐林表示。

目前,顶层设计也在筹划加快出台设市标准,推动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合理地设置为城市。

据了解,为做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今年国家发改委将在拓宽落户通道,特别是督促外来人口聚集地区实施更加积极、宽松的户口迁移政策上下功夫。

“现在我们了解到很多城市只放开对本地人的落户政策,比如广东对本省的农民工进城落户条件放得更宽,但是对其他外地人,放得就不那么宽。”徐林表示,上述情况普遍存在。“在户籍人口落户方面不应该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歧视。”

杨宜勇认为,土地、公共服务资源等在本省内比较好调剂,而外省农民工的“大落户”调剂的难度更大,因为过去财政转移支付的水平是按照户籍人口来计算的。因此,对农民工落户后新增的增量,政府要及时调整,加强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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