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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庭简易程序案件,简易程序是诉讼程序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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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庭简易程序案件,简易程序是诉讼程序的一种。简易程序是诉讼程序的一种,它是指法院为迅速审结某些法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或者刑事案件所采用的第一审程序。
从性质上而言,简易程序是对普通审判程序的简化。许多国家的诉讼程序法都规定了这种审判程序,如日本、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酿的事诉讼法典都确立了这一审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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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新维近年来,刑事案件总量不断走高。检察机关作为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不但承担着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的重任,更要对各项法律活动进行监督,以确保法律运行的畅通和公平正义的维护。刑事审判监督是法律监督的主要内容之一,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轻罪与重罪以及被告人、被害人的权益是否被公正、平等的对待。据统计,2004年上海市各级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15318件涉案22429人,经审查后提起公诉的14065件涉案20250人,其中适用简易程序的7336件涉案8886人,适用率为57.2%。其中适用刑事案件简易程序的案件占半数之多,这无疑对提高审案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是有利的。但是,在目前有关刑事案件简易程序的立法不尽完善、现实中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多数不派员出庭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有效的法律监督值得思考,笔者拟就此问题做粗浅的探讨。一、刑事审判简易程序的含义及其基本要素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普通程序而言的刑事审判程序,即简易程序,其具有三层基本的含义:一是不包括侦查、起诉等程序的简化(这是针对审判程序而言的);二是仍然由法官进行中立、公正的审理和裁判;三是审判程序被简化,具体表现为庭审程序的简化或省略。现代诉讼结构的基本格局是等腰三角结构,即双方当事人居于同一水平线的两端,平等对抗,裁判者在其上居中决断。在刑事诉讼中,其基本的要求是审判中立、控辩平衡。刑事审判简易程序具备了以上审判的基本要素。首先,从程序的启动来看,刑事简易程序也是在控诉的前提下,因控方的要求而启动的。起诉程序绝对不能简化。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处罚犯罪的人;请它纠正一个违法行为,它就加以纠正;让它审查一个法案,它就予以判明。法官始终坚持不告不理的原则,在检察官或者公民个人没有告诉的情况下,不会主动去追究某一个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刑事简易程序中法官始终保持一个中立的地位,根据检察官的请求使两方在平等的地位上行使辩护权,不偏不倚地听取双方的意见,最后作出公正的裁判。再次,从刑事简易程序的民主性来看,尽管省略或者简化了庭审程序,但是因为有双方的选择权作保障,所以这是在尊重双方的基本程序权利的基础上,因双方的请求简化而具有合理性。最后,简易程序的裁决生效后具有与普通程序的裁决同等的效力。可以说刑事简易程序实际上是一种简化了的审判程序,其简化之处主要在于审的过程,但是审判的诸要素仍然具备。在刑事简易程序中,无论何种形式,都应存在完备的正三角形结构的审判机制。二、我国检察机关对于刑事简易程序案件监督的现状分析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据此,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时公诉人是否出席法庭,其决定权在检察机关。司法实践中几乎很少有公诉人在简易审的案件中出席法庭,这正是适用简易程序审判刑事案件中法律监督失控的主要表现。而且,由于辩护人也可以不出席法庭审理,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一名法官对被告人进行的单独审判。1996年刑诉法颁布后,我国的诉讼模式逐渐由职权主义模式转化为抗辩式诉讼模式,但在简易程序中却没有体现抗辩式诉讼模式的优点。在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和辩护人都可以不出庭,法官拥有程序的变更权甚至代为宣读起诉书,体现了浓厚的纠问式色彩。有人认为,刑事简易程序的设立,本身就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结果,体现了提高诉讼效率的立法意图。公诉人虽不出席法庭,但公诉机关向法院移送的起诉书及案卷材料即表明指控犯罪的主张。公诉人不出庭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减弱控辩双方对抗的程度,但不会动摇基本的诉讼结构,对简单轻微的案件更不会导致控辩力量的失衡。对此,笔者不敢认同,认为其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简易程序“纠问式”审判的倾向极为明显,庭审失去了最低限度的公正性。在现代法治国家的任何一种诉讼程序中,严格禁止法官与任何一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接触,法官的所有审判活动都须由控辩双方同时在场参与,这是保证诉讼程序公正性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但在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检察官通常将案件提起公诉后,就不再出席庭审。这造成简易程序审判变为法官对被告人的“纠问式”审判。在这种庭审格局下,身兼控诉和审判双重职能的法官与被告人单方面接触,法官的中立性、公正性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在程序上已荡然无存。第二,在辩护人出庭而公诉人不出庭的场合,庭审程序难以进行。根据法律规定,公诉人和辩护人均“可以”不出庭。但现实中如果辩护人出庭为被告人辩护而公诉人不出庭,那么由谁来与辩护人进行对抗呢?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如有新的辩解或出现其他意外情况,法庭将如何组织举证、质证、辩论?公诉人不出庭使原有的指控和举证的职能难以实现,也无法开展相互质证和辩论程序,从而可能使正常程序所预期的保障功能大打折扣、增加错案的风险,这对于处于被指控地位的被告人是极为不利的。若法官同时充当公诉人和裁判者两个诉讼角色,行使追诉和审判两种诉讼职能,其中立性又势必受到影响,难以确保审判公正。第三,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出现较大障碍,不能完全行使。在公诉人不出庭、辩护人不直接参与、唯法官单独面对被告人的诉讼格局下,无人能证明庭审的公正性。对法官的审判实行法律监督出现“缺位”,使庭审监督失控,有可能导致判决的不公正。公诉人出席法庭是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主要途径,仅仅依靠判决书的审查来决定抗诉与否的事后监督是不全面的,特别在刑事程序上的监督可以被认为是空白的。因而,实践中刑事案件简易程序案件的“基本不出庭”现实状况与“可以不出庭”的立法原旨是相违背的。第四,简易程序案件易导致被告人庭审中的合法权益无法落实。虽然法律规定简易审的案件在庭审的程序上不受普通程序限制,但被告人所享有的申请回避权、辩护权、最后陈述权等基本权利,根据法治要求及诉讼理念,并不能因程序的简略而省略。《刑事诉讼法》只对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作了法条上的硬性规定,在辩护权、询问证人权受限制的情况下,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成为被告人唯一的说话机会。公诉人不出庭,无法监督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不利于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悖于现代诉讼所要求的被告人人权保护理念。另外,检察机关对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自诉案件未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监督也应属于检察机关进行审判监督的范围。但在实践中,自诉案件由法院一家操办,既不通知检察机关派员出庭,又不通报裁判结果,这就造成审判监督上最薄弱的一环。尤其在没有律师提供帮助的情况下,由于受自身法律能力缺陷的限制,当事人对于所享有的诉讼权利知之甚少,难以主张、保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三、完善刑事简易程序案件监督的设想如上所述,适用刑事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中,公诉机关一般不派员参加庭审,无法详细了解庭审情况,削弱了监督力度。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阶段,追求正义和效率是必然的主题,二者均为刑事诉讼中同等重要的目标,但提高诉讼效率绝不能以牺牲正义为代价。笔者以为,检察机关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保证法律监督职责顺利履行。(一)以简易程序开庭审判,检察官在必要情况下应保证出庭支持公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庭简易程序案件,但并不代表“不必派员出庭”。凡是现代审判程序,都建立在控辩对抗的基础上。只有真正形成控辩对抗,法官才可能居中审理,保证审判的公正进行。在国外,检察官的参与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简易程序的有效运转。适用书面审理的(如处罚令)简易审判程序无须检察官出庭,但也要在检察官的建议下适用。在其他凡需要开庭的简易程序中,即使是辩诉交易,检察官都要出庭,并在法庭上与辩护律师展开辩论,同时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这样才能确保简易审判中“诉讼”基本构造的存在,保证基本的程序公正。如果目前的情况尚无法达到这个要求,至少应当出庭下列几类案件:一是共同犯罪案件,由于同案犯之间有利害关系,庭审时可能会翻供;二是主要靠被告人的口供定案的案件,被告人亦存在翻供的可能性,且不排除存在不确定因素的可能性;三是有辩护人出庭的案件,检察人员只有出庭才能做到抗辩平衡;四是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加强对审判的监督。(二)检察机关在办理简易程序案件时,注意在庭前、庭中、庭后三阶段保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在审查起诉阶段,办案人员在询问被害人及讯问被告人时应告知其在诉讼阶段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使他们能够充分享有合法权利并及时履行法定义务。案件移送法院起诉后,如依法不派员出庭,应当制作详尽的公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就案情造成的危害结果,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法定或酌定的情节,发表充分的意见和建议供审判人员参考,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使审判机关公正执法。法院判决后应对判决书和庭审纪录进行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严格审查,必要时可商请检察机关的监所部门对每一名被告人进行审前维权教育,审后进行常规性询问了解,以便从各个角度加强对审判活动的监督。(三)诉讼中加强与法院、司法部门的联系,强化简易程序审理中辩护律师的作用与普通程序相比,适用简易程序时被告人更需要辩护律师的参与、指导和帮助以维护其诉讼权利。否则,被告人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很可能在不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不知晓简易程序性质的情况下,作出对自己不利的程序选择。这显然是容易导致被告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因素。因此,绝大多数国家对简易程序中的辩护权作了特殊规定,如英、德等国对被告人的辩护权规定了强制性的指定辩护,政府也可以为其提供免费的公派律师。在被告人对简易程序的适用没有自主权利的前提下,如果又没有聘请辩护律师,在此情况下产生的判决结果对于被告人来说容易缺乏公平性。但是,即使委托了辩护人,也不一定有出庭的机会,高法的司法解释在这个细节上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辩护人可以不出庭。”尽管规定了辩护人不出庭,只应把书面辩护意见送交法院,但我国的简易程序的形式毕竟不是书面审判而是开庭审判,在一名法官独任审判的情况下,律师不出庭,检察官不出庭,法官的裁判实际上就是在控方的书面起诉意见和控方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这对于被告人来说当然显失公平。因此,作为刑事简易程序案件的辩护人,也应尽量多出庭,以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四)明确简易程序监督的三种权力,即为实现检察监督的形式和方法——确认权、纠正权、处分权1.确认权。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庭审前本案是否可以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建议或者进行认可的权力。这种确认权包括建议权和同意权。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检察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审查时都要综合全案各方面情况仔细斟酌。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本案是否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本案中被告人的态度如何;本案是否有不适宜简易审判的其他情形,如涉案人数较多、案情比较复杂、被告人有生理上的缺陷等等。2.纠正权。包括对实体违法问题和对程序违法问题的纠正。前者主要是指检察机关对于通过简易审判获得的裁判在事实认定上或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而通过向二审法院提出抗诉行使纠正权。后者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检察机关在审判过程中发现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有权建议变更;另一类就是检察机关对于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时特别是在庭审过程中违反诉讼程序行为的纠正权。3.处分权。纠正权主要是针对程序本身而言的,而处分权的适用对象是在适用简易程序过程中实施了违法行为的独任审判员。为保障监督权的实现,应当使两者相辅相成、配套实施。处分权包括建议处分权和直接处分权。这里侧重于检察人员的建议处分权。检察人员认为独任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有严重违反政纪的行为,需要给予政纪处分的,可以向法院有关负责人建议给予其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则依法移送相关部门立案侦查对其提起刑事追诉。4.结合司法实践,建议完善立法规定。一是进一步明确刑事自诉案件的监督的范围、内容、责任、主体、救济途径和具体操作方法等,以弥补检察机关监督的这一盲区;二是进一步明确被告人的各项权利,如程序选择权、同意权、变更权和辩护权,并加强对被告人审前的维权教育;三是取消“简易程序案件全案移送卷宗”的规定,避免审判机关先入为主、形成预断和中立立场的改变;四是建立一种可能判处拘役、管制、单处罚金、免于刑事处罚案件的书面审理制度,以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五是从立法上取消法官的简易程序建议权,以充分体现法院的司法中立权和检察院的诉权。参考文献:王国枢、项振华:《中外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及比较》,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3期。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高一飞:《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罗海敏:《试论刑事简易程序的若干问题》,载《研究生法学》2002年第1期。(作者系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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