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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文化房址1座、灰坑102个、沟5条、瓮棺葬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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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河文化房址1座、灰坑102个、沟5条、瓮棺葬4个。   
城墙依遗址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建,共修筑两段,均位于现地表以下。一段位于遗址东北部边缘,沿古河道修建,呈东南—西北走向。东南端起于古河道转弯处,西北端止于遗址西北部。长约166.6米,底宽14—28米,现存最高处高约2.1米,东南端宽,西北端窄。方向135度。从TG1剖面来看,其建筑结构为:剖面呈梯形,上窄下宽,中间为宽约4.4米的主体,主体内外两侧为护坡。主体共分6层,每层厚度为0.15—0.3米不等,结构致密,应经过夯打,但没有发现明显的夯窝。内护坡根据土色共分11大层,每大层内又可分出若干小层,小层厚约6厘米。外护坡根据土色共分8大层,其中最外三层含沙量较大,且含有较多的螺壳碎末,应是后来对城墙外侧的加固和修补。主体及护坡建筑用土主要取自当地三种颜色的原生土,外护坡最外三层用土可能取自当时城墙外的於土。TG2剖面情况和TG1基本相同。城墙外有壕沟,壕沟紧挨城墙,和城墙走向一致,东南段和古河道有交叉现象,西北段逐渐偏离河道。宽约14米,比古河道深1米。和城墙底部的高差2-2.4米。石家河文化房址1座、灰坑102个、沟5条、瓮棺葬4个。
  

图片 1

 

  
   
这一阶段的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等。陶器以泥质红陶(橙黄陶)和夹砂(蚌)灰褐陶为主;以素面陶器为主,其它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按窝纹等;器类主要有瓮、罐、缸、钵、盆、杯等,另有少量鼎和器盖。石器主要有斧、镞等。

   
另一段城墙位于遗址的东南部边缘,呈东北—西南走向,和遗址东北部城墙大体垂直。长约165米,底宽20—31米,现存最高处高约1.6米。其建筑方法与结构和遗址东北部城墙一致。内护坡根据土色可分为8层,在第1层和第2层、第3层和第4层、第5层和第6层之间均发现有青灰色土层,厚6—10厘米,含有红烧土粒、炭灰等,此种土层应是经过人类较长时期活动而形成,且在第2层青灰色土下压有陶窑、瓮棺葬等遗迹。内护坡这3层青灰色土层及下压遗迹的存在,说明这段城墙的内护坡至少经过了四次加筑。城墙外护坡根据土色可分7层。城墙外侧有壕沟,宽17—20米,深约5.6米。紧挨城墙的壕沟当为人工挖成,遗址南部东西向壕沟应是借助自然冲沟加以整修而成。

 
   
龙山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滔河乡黄楝树村西。遗址现今地貌东南高、西北低,东南部依低矮的山丘,西侧有闹峪河自南向北缓缓注入丹江。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建设,2008—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13600平方米。

 

  
   
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规模仍然很大,遗存遍布城内。发现的遗迹类型有房址、灰坑、墓葬、瓮棺葬等。在遗址东南部城墙内护坡上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存叠压内护坡的现象,但在城墙顶部未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存,城墙外的壕沟在这一时期尚未堆积平。发掘表明,这一时期城墙和壕沟尚未废弃,仍在使用。

     一、主要考古发现   

遗址东南部城墙内护坡剖面(T2440南壁)

  
   
一次性筑成城垣,工程量极大,非一般聚落所能完成,而且城内有大型房址、祭祀区等大型遗迹,这些都反映出仰韶时代晚期这里应是一处拥有相当人口规模和社会动员力的区域性中心聚落。长江中游目前已发现有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院、江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公安鸡鸣城、应城陶家湖、湖南澧县鸡叫城、澧县城头山等十多座史前城壕聚落。除城头山在大溪文化阶段即修建有城墙外
,其余城壕聚落的城墙始建年代多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从长江中游这一大的地域环境来看,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该城址的发掘和研究对于认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相关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城址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汇地带,该城址的发现、发掘和相关问题研究,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发展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其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亦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梁法伟)

  
   
第二个阶段为城墙建造及其使用时期。这一阶段遗存堆积范围和前一阶段相当,在TG1内发现有这一阶段人们在城墙内护坡活动的地层叠压关系。比较引人瞩目的是出现了宽阔的道路、大型分间式房屋及祭祀区等一批大型遗迹。道路位于遗址中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端叠压城墙内护坡,路两侧有路边沟,同时期遗存分布于道路两侧,和道路鲜有打破关系。长约230米,宽8-13米,可分10层,每层用沙和细小鹅卵石铺成,局部铺垫有红烧土碎块。大型分间式房屋共发现三座,为F4、F10、F16,均位于遗址现存范围的中西部,每座房屋的建筑面积均在100平方米以上,其中F16共有四间组成,平面布局略呈“田”字形,建筑面积达200余平方米(以基槽围成的空间计算)。祭祀区位于遗址现存范围的西部,面积约600平方米。共发现埋藏猪下颌骨的坑7个。每个坑内埋葬的猪下颌骨数量不等,有的还有用火烤过的痕迹。另外,在遗址东南部城墙的内护坡上发现有属于这一时期的陶窑3座,均为横穴窑。Y2保存相对较好,由火膛、窑室等几部分组成。窑室周围的活动面上残留有大量仰韶时代晚期陶器碎片。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领队:贾连敏  

  
   
仰韶时代晚期堆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城墙建造以前,在两段城墙下均压有这一阶段的遗存。这一阶段遗存堆积范围较广,遗迹类型丰富,这里应已经成为拥有相当人口规模的聚落。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沟、瓮棺葬等。F93是这一时期保存最好的一座长方形双间房址。该房址叠压在遗址东北部城墙内护坡之下,长10.6米,宽6.8米。残存的外墙厚0.45米,残存最高处高约0.37米。共分南北两间,每间火塘四周均发现有生活用陶器,种类有缸、盆、夹砂小陶罐、大口罐、泥质红陶杯、纺轮等。

  
   
这一阶段的文化遗物和前一阶段相比,陶器的质地和纹饰变化不大,而陶器主要类型则发生了较大变化,鼎和花瓣钮器盖开始大量出现,泥质红陶杯显著减少。这一阶段的陶器种类主要有鼎、瓮、罐、缸、钵、盆、器盖等,另发现有少量陶塑人物,动物形器钮残块。器物形制和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及郧县青龙泉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遗物近似,年代也应相当,有学者将这类遗存称为朱家台文化。

 

图片 2

   
仰韶时代晚期聚落生活面和古河道当时水面高差较小,一旦洪水不期而来,古河道上游来水,加之对面山洪,极易对聚落构成威胁。抵御洪水可能是龙山岗遗址仰韶时代晚期临河修建城墙的直接原因。在遗址东南部,挖断山梁,修建城墙,不仅可以利用壕沟疏浚山洪,也切断了由东南山丘进入聚落的通道,这样就利用古河道、壕沟、城墙,共同构成了一个坚固的防线。不仅防御了洪水,也起到了防御别的聚落居民或外族入侵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陶器中,斜腹杯、高圈足杯、双腹碗、豆等具有典型屈家岭文化风格,鼎、瓮、器盖等器类则和仰韶时代晚期同类器近似,具有明显的承袭性。

仰韶时代晚期道路L1

   
   
石家河文化时期,虽然堆积范围仍然较广,但发现的遗存数量和前两个时期相比,明显减少。发现的遗迹类型主要有房址、灰坑、沟、瓮棺葬等。在探方T4463内,发现有这一时期的灰坑H541打破城墙主体;遗址东南部城墙外的壕沟和遗址南部的壕沟至这一时期已经基本被堆积平。这或许说明,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城墙及壕沟的防御功能已经不复存在。

  
   
遗址现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遗存堆积范围约14万平方米。遗址堆积丰富,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包含仰韶时代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时期遗存,另有少量西周、汉代、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遗存。发现有仰韶时代晚期的城墙、壕沟、河道及房址75座、祭祀遗存7个、陶窑3座、灰坑84个、沟5条、瓮棺葬6个;屈家岭文化房址36座、灰坑202个、沟5条、墓葬6座、瓮棺葬11个;石家河文化房址1座、灰坑102个、沟5条、瓮棺葬4个;王湾三期文化时期灰坑187个、瓮棺葬5个;西周时期灰坑4个、沟1条、墓葬12座;汉代灰坑10个、沟3条、墓葬31座;宋元灰坑14个、沟2条、墓葬9座;明清灰坑1个、沟2条、墓葬16座。其中,仰韶时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

 
    二、初步认识及学术意义   

   
勘探和发掘表明,该聚落遗址仰韶时代晚期的地貌和现今地貌差别较大,有一条古河道穿遗址南部而过,在遗址东面折向西北,两端均与现在的闹峪河河床相连,根据测量,古河道西南端河底卵石层与现今闹峪河河漫滩卵石层高程基本一致。古河道宽70–150米,河床与聚落生活面的高差为2—4米。为了解古河道情况,我们在遗址南部开探沟1条(TG3),发现仰韶时代晚期人们向河边倾倒垃圾而形成的倾斜地层,这就说明,仰韶时代晚期以前,这条古河道就已存在。古河道直至汉代以后才被逐渐堆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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