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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存在着检察官分别与不同囚徒的博弈,而之前的当事人已经在米奇的劝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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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是指在经营决策时,从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选择某个最优方案而放弃次优方案获得收益的机会。机会成本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只有个人选择者才能估计所预期的另外最好选择的价值。机会成本因环境而变动,由于机会成本依赖于选择,因此从事某一特殊活动的机会成本便因环境而变动。
单纯经济学上的机会成本是指在资源一定情况下,多生产一些某种产品,增加生产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要以减少另外一些产品为代价,所减少的这些产品的生产便是增加的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
在辩诉交易中之所以辩诉双方愿意交易,其重要原因是在交易的条件之下,双方的机会成本是最小的。办案要讲究成本是必然的要求,尤其是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来合理地运用这些资源提高效率减少所花费的成本。有些案件处理起来,三年五年、七年八年,存在着侦查难、起诉难、辩护难、定案难等诸多问题。有时为了查清一个事实,为了严格依法办事,被告人、受害人,法院、检察院、侦查机关,都做了大量的无用功。被告人长年累月地被羁押着,受害人也不能及时地得到赔偿。任何一方都没有得到利益,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成本较高。这样交易不成立,由于较多的刑事案件和较少的司法资源,辩护方即被告人不能得到审判往往需要在监狱被羁押了6个月或更长时间,控诉方也势必要动用更多的司法资源来调查取证以证明被告人的有罪。如此,从经济上分析对双方都是不利、不合算的。而若采用辩诉交易,由于被告人的主动认罪,通常情况下他会被判到社区服缓刑而不是被关押在监;对于控诉方由于不需要对案件调查取证,也就节省了大量的宝贵司法资源。这种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机会成本最小的选择正是双方能够达成辩诉交易的原因。

一项制度的产生及其存在以致在现实社会中的大量应用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一种事物没有存在的价值不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纵观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可以发现辩诉交易在司法实务活动中确实很有价值,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形成辩诉双方的“双赢”的局面,以下试用经济学中博弈论这一工具分析辩诉交易制度。
博弈论也叫做对策论或竞赛轮,它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或者说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着名数学家冯•诺伊曼和经济学家奥•摩根斯坦引入经济学的,并随法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被用来分析和解释法律制度。经济学中进行博弈论的分析时经常使用的模型是具有法律背景的“囚徒困境”。
在辩诉交易中,控诉方和被告方的交易权是平等的,亦即其博弈地位是平等的。在囚徒困境中,不仅存在上述两个囚徒之间的博弈,而且还存在着检察官分别与不同囚徒的博弈。考虑到控诉方与两个不同囚徒的博弈情形相同,所以这里只分析控诉方与一个囚徒博弈的情况即可。
针对检察官的指控,作为被告人的囚徒可以选择的策略有“抵赖”两种,保持沉默可以视为抵赖。而对于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来说,其与囚徒所谈的条件虽然说了一堆,但可以概括为一种策略,即“辩诉交易解决”。同时,控诉方还有放弃讨价还价这种辩诉交易策略,而对犯罪嫌疑人“坚持追查下去”,不管最后能否真正侦查到有力的杀人证据,不管这种努力是否徒劳无功。
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普通案件来说,检察官没有必要考虑与被告人进行交易。但对于缺乏有力证据的疑难案件来说,证据的收集则存在较大困难,诉讼成本十分高昂,而诉讼收益则比较低下,且存在着诸多诉讼风险。
在囚徒困境这样的复杂疑难案件,在辩诉双方的博弈中,控诉方选择“坚持追查下去”,而被告方始终顽固“抵赖”,那么结果可能就是被告方因认罪态度差被定了较重的罪刑,当然控诉方也付出了较大代价;控诉方坚持追查下去,而被告方后来招认了,那么通常是正常定罪量刑;控诉方选择了适用辩诉交易解决,而被告方却不“领情”,始终“抵赖”,那么双方就难以达成和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控诉方选择与被告方“辩诉交易解决”的策略,而被告方采取“有罪答辩”的策略时,辩诉交易也就发生了,本为双方对立的非合作博弈就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合作博弈的情形,双方的支付组合是一个纳什均衡点。在这个纳什均衡点上,对于处于控诉方的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的可以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并大幅度降低坚持追查疑难案件花费的大量纳税人的钱,即大幅度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对于被告方来说,一方面可以避开较重的刑罚,另一方面也可以免遭长时间等待审判和经历审判的心理压力与精神折磨。这种结果即是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所在――双赢,也就是互利性。这里所说的“互利性”一是指对检察官而言节约是大量的诉讼资源,同时增加了对有罪者的定罪率,二是就被告而言,刑事诉讼的危险也被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确定性所代替。“如同其他协商所产生的协议一样,辩诉协议对双方都避免了‘赌博损失’”。在取证困难的疑难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诉方检察官采用辩诉交易方式,可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博弈均衡,既可以使案件的到较为及时的处理又可以实现相对的公平正义,而这样的公正是实然公正,是现实可及的公正,是真正有意义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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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刑事辩护律师米奇·豪勒(马修·麦康纳 Matthew McConaughey
饰),绰号“林肯律师”,主要客户群体都是一些社会底层的人。但是突然间却有个大房地产商的儿子找上门来让他为自己辩护一起针对应召女郎瑞琪的强奸殴打案件。

对于米奇而言,这无疑于天上掉了个超大号馅饼。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原来这个房地产商的儿子居然是米奇之前代理的一起强奸杀人案的真凶,而之前的当事人已经在米奇的劝说下,进行了辩诉交易,已经含冤服刑。

这时,米奇突然明白过来这整起案件实际是馅饼做成的大坑。他才是那个被请君入瓮的傻子。

美国司法体制中的辩诉交易制度

辩诉交易,依《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为:辩诉交易是指在司法审查的前提下,刑事案件的检察官和被告双方达成满意的倾向性意见的程序。它通常包括被告人为得到比可能受到的指控相对较轻的量刑,而作出的承认一个较轻的犯罪或数个指控中的一个或几个的有罪答辩。
在影片中,米奇和检察官做的就是这样的辩诉交易。现在,美国80%—90%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辩诉交易形式结案。辩诉交易有着鲜明的特征:

首先,辩诉交易的主体是检察官和被告人,其次,交易的内容就控方而言是指自由裁量权内的“有利指控”、就辩方而言则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同时,由于交易是双方当事人合议结果,具有法律效力,法官不得干涉,最后,辩诉交易的后果是不进入正式审判而是直接进入量刑程序。

辩诉交易制度的产生基础是基于美国判例法的渊源,它能够大大节省司法成本和诉讼时间,因此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同时,辩诉交易是双方对于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这体现了美国司法制度中的原则——当事人主义。

你可以做出选择——当事人主义

www.463.com,所谓当事人主义,即是强调当事人双方对程序的参与和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它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诉讼地位以使对抗成为可能。

如同《林肯律师》中,米奇几年前受理的强奸杀人案的当事人在米奇的劝说下选择了有罪答辩来避免正式审判后可能出现的死刑结果。很多人这里会觉得不解,怎么会有这样的法律制度让人去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呢?

而且还存在着检察官分别与不同囚徒的博弈,而之前的当事人已经在米奇的劝说下。事实上,这正是当事人主义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体现。被告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也可以主动参与到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在充分判断证据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选择,从而影响诉讼的结果。

但这并不是在制造冤案,法律关注的是证据,事实上,没有人能百分百还原事情的真相,侦查与诉讼本身就是复杂的过程。所以,当事人主义反应的是“宁可错放一千,不可错杀一个”的美国刑事司法准则。

一案两凶时美国的司法处理

当真凶浮出水面的时候,米奇的感觉可不只是“我好方”那么简单了。

很多人疑惑这时候不应该上演英勇的律师站出来向法庭揭发,然后让真凶牢底坐穿,上演冤案平反皆大欢喜的戏码了吗,为什么米奇反而那么纠结呢?

那是因为如果米奇这样做了,不仅真凶无法揭穿,自己的bar(也就是律师执照)也会被吊销,如果米奇不是律师了,还谈什么平反呢?

因此,米奇选了一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路。这是由于美国司法制度中的自我纠错体制作为后盾的,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这套纠错程序能够生效,米奇这种选择则可能将自己置于两头落空的境地。

事实上,美国的刑事纠错制度对被告人设置了相对完善的救济程序。

如果被告人不服州法院的裁判,在穷尽了州法院系统的救济途径外,还可以向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或者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调卷令”,引起重新审判程序。此外,美国的总统和各州的州长也有特赦罪犯的权力。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救济途径可供选择:

  • 1.纠错的公共政策。一是制定《无辜者保护法》,二是提高对刑事冤案的赔偿力度,增强国家的责任感。三是实行“刀下留人”政策,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州,由于人们担心会错判案件,因此对于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多采用“刀下留人”政策。目前,美国被判死刑的罪犯的死刑等待期至少为十年,且有延长的趋势。

  • **
    2.“无辜者调查委员会”——国家成立的专门纠错机构。**一旦委员会发现案件确属错判,将提交最高法院进行重新审理。

  • 3.“无辜者项目”——民间发起的纠错运动。这些组织主要依靠当地律师推荐错案和在押犯人主动申请这两种方式获得错案,然后通过签订协议进行调查取证,代理无罪申诉、参与诉讼等一系列活动。

  • 4.学术研究成果发挥积极作用。在美国,有关刑事错案的研究是在一种自由的气氛中进行的,广泛而有深度的学术研究被迅速且有效地反馈给司法实务界,从而提高了司法人员防范和救济错案的能力,并促进相关制度的完善。

《林肯律师》虽然有一些戏剧化的处理,但是它将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辩诉交易和刑事纠错制度直观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法律,其实从来不是追逐真相的工具,因为从实质上来说,没有人能还原全部的真相。我们所能追寻的,是在公正的司法制度之下,最大限度保障程序的正义,从而让当事人的权利能够在法律框架之下得到有效的公力救济。

毕竟,正义可能偶尔会缺席,但是它不应迟到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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